清代淮安進士高士魁
高士魁(1791年—1866年),祖籍蘇州,1791年4月5日出生在淮安新城東門文昌祠附近一個文人士大夫家庭。字映斗,號紫峰,邑廩生;清道光辛巳(1821年)恩科舉人,道光九年(1829年)己丑科二甲進士,道光十二年(1832年)閏九月奉文以知縣補用,初為代成都府辦科試提調事。
道光十三年(1833年)補官,高士魁任職丹棱縣知縣;后敕授文林郎,升任蓬州知州;配丁恭人即清河籍澳門同知丁如玉之女,也是明嘉靖己未科狀元丁士美的第八代孫女。丁氏敕封孺人、誥封宜人、晉封恭人。倆人育有長子高延恩、次子高延第及一女。
道光十四年(1834年),高士魁在四川丹棱知縣任上捐建孤貧院三間,每年支領口糧,給發(fā)孤貧。他重文興學,重視教育,扶掖人才,屬于古之循良之吏。他政尚文治,撫字勸課,為官實心任事,關心民間疾苦,深受好評。
清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高士魁帶頭捐資,整修丹棱縣文廟;道光十六年(1836年)又移建魁星閣。在此期間,他還“培植文教,嚴試月課,獎優(yōu)飭劣,一時俊髦,蒸蒸日上”。
高士魁到任丹棱后,得知當?shù)乩铌圃f異聰慧,便十分賞識,召至門下,專心培養(yǎng)。同時,在政務之余,高士魁還親臨學宮“課書院諸生”。在此期間,縣中司事者建言,舊縣志乘,體例未當,且年代久遠,應該修葺。但是,高士魁認為丹棱貧瘠,連年輸送金從公,函應休息,且年久事增,采輯史料,又非一朝一夕就能辦妥,主張以后再說。
道光十八年(1838年),高士魁因公務去京城,往返近一年之久,回縣后又代理主持簡州政務兩年。在代理主持簡州政務結束后,高士魁又離開丹棱,調任他職,直到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又復任丹棱。
高士魁復任丹棱后,閑暇之余,著手采輯資料整理編撰丹棱縣志。在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,丹棱縣志已基本完成。故在當年春天,高士魁作《續(xù)修丹棱縣志序》。
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,高士魁又接調令,將赴任蓬州知州,卻因故未成行。于是,高士魁再次對丹棱縣志書稿進行校定,又作《重修丹棱縣志敘》,云:“體例準諸明康德涵《武功志》,事跡則以邑人彭司馬遵泗原書為藍本。彭《志》所未備,以舊志補之。州志,省志所未備,以耳聞目見補之;見聞的未備,以厥焉,以待邑人士隨時補之。冬月,書即成!
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,江西豐城監(jiān)生毛震壽接替高士魁任丹棱縣令,高士魁奉文調任蓬州知州。當時,高士魁并未將志稿移交給繼任者江西人毛震壽,而是將書稿一直帶在身邊,隨時增補。空閑時間,高士魁在蜀中為同鄉(xiāng)丁晏抄得淮安陳云貞寄外書并附詩,寄給丁晏。丁晏根據高士魁所抄,錄入著作《山陽詩征》中。
咸豐元年(1851年)冬,高士魁謝病歸淮時,將丹棱縣志稿帶回了江蘇淮安。咸豐五年(1855年),高士魁將丹棱縣志稿交與在淮安府城西長街的鄰居丁晏。丁晏為他的丹棱縣志稿作跋文一篇,跋文附在道光版《丹棱縣志》后。
咸豐八年(1858年)二月,已年近古稀的高士魁接受了淮安漕運總督邵燦的邀請。邵燦以育嬰堂、義學諸務不振,屬士魁與何錦二人總司其事。經高士魁清理積弊,更訂新章程,始復舊觀。
高士魁后來又在淮安府的奎文書院任主講席,教授生徒,諄諄以治經學為重。晚清淮安著名飽學之士徐嘉與段朝端都是其入門弟子,二人也常登門問學,并得其衣缽。徐嘉在他的著作《賓華叢筆》中描述:“師以獎進人才為己任,扶植善類,煦如陽春,士林咸樂歸之。”高士魁的《虛靜齋詩稿》一卷,風度沖曠,不事矯飾;其《南城蘆葦歌》俯仰今昔,論者比于顧亭林《淮東詩》、吳梅村《臨淮老妓行》。段朝端在《椿花閣文存<明詩鈔>書衣題記》中云:“師無書不讀,學術純粹,無意為詩,而甄錄最黟!
同治三年(1864年),高士魁延聘淮安著名學者王琛到自家淮安府城西長街宅邸做塾師,教授自己的長孫高余仲。王琛是候選教諭,一生以教書為生,并潛心研究駢儷之文,精通漢隸,究心金石和文物鑒別。王琛著作《玭珠賦鈔》的搜集與選編,始于同治三年(1864年)。應聘至高士魁家做塾師之時,王琛在高士魁的授意與大力支持下,利用在教授高余仲的間隙將《玭珠賦鈔》完成。而高余仲也比較順利地通過山陽縣學、淮安府學考試,進入廩膳生行列,取得參加選拔貢生與鄉(xiāng)試的資格。清河籍著名學者王錫祺在他的著作《山陽詩征續(xù)編》里這樣評價高余仲:“余仲為子上(子上即光緒《淮安府志》總纂高延第)先生長嗣,恂恂儒雅,能繼先志!
同治五年(1866年)十月二十八日,高士魁在淮安府城西長街宅邸病卒,終年七十六歲。段朝端在他的著作《跰鮮余話》里記載:“王琛挽聯(lián)云:‘政媲漢文翁,宦轍廿年,為蜀人修起學校;齒符徐節(jié)孝,名山一席,以進士教授里門!焙蟮茏幼匪计浣虧桑诨窗部臅何髌O龕供奉,曰高公祠。王琛書寫“品高學粹”匾額懸于高公祠門楣之上。每歲四月五日,為高士魁誕辰,弟子行禮,延至數(shù)十年。師生情,感人至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