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淮安河下志》卷十三“流寓”中羅列了眾多程姓鹽商，他們?yōu)楹酉�、為淮安的發(fā)展作出了重要貢獻。這里姑且介紹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——程鐘（晚清時期的河下還有另一位程鐘，字袖峰，性耿介，詩文古樸有真意，亦能潑墨寫米家山水，著有《淮雨叢談》等）。

明末，歙縣有位叫程必忠（字以信）的鹽商遷到安東，此人“性寬和，好周人之急”，鄉(xiāng)里有爭議的事情經常請他出面協(xié)調解決，因此鄉(xiāng)人都稱其為“程翁”，而不直呼其名。必忠有三子，分別是朝聘（字虞工）、朝宣（字輯侯）、朝征（字叔獻）。朝聘有子增（字維高），“好讀書，能詩工書，有干濟才”，熟稔河漕鹽務，清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，因浚河有功，被南巡閱視河工的康熙皇帝御賜“旌勞”二字褒揚。增有子鐘（字葭應，號嶰谷），捐職知縣。程鐘秉承了家族樂善好施的傳統(tǒng)，做過許多善事。

清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水災之后，疫癘盛行，遍地流民病斃者，程鐘斥資巨萬，買西門外南四鋪地方民房，建普濟堂以棲之。清光緒《淮安府志》記載了程鐘所建普濟堂的概況：“大小瓦房屋一百二十八間，在西門外南四鋪。捐置綬河秧麥田十三頃二十一畝零，包租一千八十七石九斗零，又置淮北東里菜地一塊，外有捐銀九千二百兩存典生息。漕院咨準鹽政每年撥津貼銀二百兩，漕院同善堂津貼銀二百兩。又，堂款自置田四畝二分零，包租六石二斗零，邑人捐置田四十四畝六分零，包租六十二石四斗余。”上述史料說明了這樣幾個事實：其一，普濟堂是程鐘所倡建的；其二，普濟堂的創(chuàng)建得到了官方的認可，并每年劃撥了一定數額的津貼銀；其三，在程鐘的感召下，地方有識之士亦有所襄助。

普濟堂建成后，明文列出救濟范圍、救濟標準等，為普濟堂的正常運轉奠定了基礎。楊慶之（字云五）《春宵寱�！肪砣�記載了普濟堂的規(guī)則如下：“鄉(xiāng)中瞽聾癩啞而老斷肢體而無收恤、疲癃殘疾而無期功親，與耄耋而不能食力者，由保舉入堂。男歸男宅，女歸女宅。每人房一間、支腳床一具，早一膳、晚一膳，鹽漬雜菜一盤。病有堂醫(yī)，藥至藥局領，炊爨另有雇人。毋許鉤結滋事，毋許不遵堂規(guī)。每逢節(jié)，亦有犒賞。但以百人為額，住房不多。本資未增，既入而復出，許；既出而又復入，不許。本以多收立愿，后有借此息肩，有美事，仍復他去，而徒使真苦之人不能投入。故限定人數，缺出方補，亦不得已也。司事者三日一點名。有暴亡者，堂倅報司事。亡者如有親友可贈棺者，聽其收斂；否，則仁人君子予以棺，亦不禁止。例概予以席土工。舁葬義冢所。”鹽商做事，向來細致，如此完備的運轉規(guī)則，可見程鐘的良苦用心。

普濟堂起到了它應有的作用，《淮安河下志》記載：“凡遠人抱病投其中，蒙活者前后數萬計�！背嚏娪纱艘搏@得了許多殊榮，他被“稟請督撫具題，奉恩旨賞加一級職銜，御書‘誼敦任恤’匾額，遣侍郎沈德潛便道赍賜，以示褒獎”。當然，除了建普濟堂招撫流民，程鐘還“建鮑烈女祠，以顯久沉之節(jié)義，刻吳山夫《別雅》，以飫好古之士，皆事衷于道義”。即便晚年家道中落，他的好德之志始終不衰。

程鐘的善舉為他帶來了良好的口碑，也為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獲。據方志記載：“徽商程葭應，樂善好施。中歲無子，忽夢一婦抱一兒謂曰：‘君善士，當以此延君后�！�程夢中問曰：‘子何人？’曰：‘吾鮑烈女也，有墓在某處�！�及醒，記識宛然，自此得子。然素不知所謂鮑烈女者，如夢中言，物色之。于下一鋪關旁，得其跡，詢之故老，益悉顛末。既心感其施，又憬然于芳潔之魂，久而不滅，乃大出資，陳其貞節(jié)事跡于官，乞請旌典，恢廓其祠宇，葺其墓，建坊樹碑，置人奉香火。其子稍長，每令節(jié)朔望，必令躬詣祠焚香展拜�！边@里提到的鮑烈女，亦是徽商的后代，程鐘為其請求旌表，得到批準。根據《重建鮑烈女祠碑記》可知，新建的鮑烈女祠“辟故基，拓而大之，繚以門垣，堂寢具備，于是綽楔巍煥，棟宇崇隆，而貞烈之跡歷久而愈新”。樂善好施的程鐘因此之故在中年得子，此過程雖多少帶有神秘主義色彩，但也不得不說，這是人們對人性之善的褒揚。